段偉文 | 科技共同體內部的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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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段偉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 許小編 劉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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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中,科技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建製。在科技的社會建製形成的過程中,科技活動的參與者為了共同的研究興趣和目標而相互協作與交流,形成了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科學共同體或科技共同體。19世紀後期以來,科技在全球範圍內發展為“在大社會底下進行運作的小社會”。不論是由產業、政府和基金會主導的研究資助渠道,由《科學》、《自然》及SCI、EI等構成的權威性的論文發表與索引體系,還是諾貝爾獎等國際性專業獎勵機製,均建立在同行交流與評議之上。在這一進程中,科技共同體雖然不再以學術興趣和對真理的追求作為其惟一目標,但依然從科學方法和對科技知識的理性辯護出發,強調科技活動的客觀性與無偏見性,並以此作為處理科技共同體內部倫理問題的基本倫理原則。

(一)科技活動的客觀性和無偏見性 1 科技的專業目標

在今天,科技或廣義的科學不再局限於學院科學或學術科學,而進一步拓展至技術、產業、工程乃至軍事等應用領域,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專業。科技的專業目標可以大致分為知識性目標和應用性目標兩類。在標準的科學觀看來,前者以尋求關於世界的客觀知識或真理為目的,後者則旨在運用這些客觀知識去解決產業、工程、軍事、醫療等領域的實際問題。

雖然標準科學觀受到了來自科學哲學的曆史主義學派和建構論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批評,並認為科學知識是由權力等社會因素建構出來的,新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也主張科學不過是人們用來認知世界的模型或地圖,但一些科學家仍然堅信,人們有可能獲得關於世界本身的客觀知識或真理。實際上,即便對普遍意義上的客觀知識或真理存而不論,依然可以通過科學方法的運用和共同體內部的討論和交流盡可能地避免錯誤和減少偏見,在科技共同體主體間共識的意義上尋求具有相對客觀性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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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中的客觀性

科學是可錯的,科學研究是一個在不斷試錯中改進的過程,科技共同體所能尋求的是科學研究中的客觀性而非絕對的客觀真理性。將某種科學理論上升為客觀真理,再以此裁判其他科學理論乃至非科學文化和知識,這種做法既有中世紀宗教裁判的影響,也是科學與宗教和基於泛靈論的神奇科學競爭的策略。在科學的廣泛有效性得到公認的今天,應該超越這種可能導致唯科學主義的觀念。

由認識的曆史局限性導致的錯誤,首先是知識上的差錯而不一定是倫理上的不當行為;即便一個學說是錯誤的,在倫理或政治上也未必不可原諒。從這一角度來說,科學家有犯錯誤的權利,科學共同體和整個社會也應該寬容錯誤和失敗,但其前提是科學家與工程師必須擔負盡量避免錯誤和減少偏見的專業責任,這是維護科學研究中的客觀性的基本保證。

科學研究中的客觀性建立在研究對象的客觀性之上,而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又是通過社會知識論意義上的客觀性實現的。科學研究是一個探究世界奧秘和解決現實難題的過程。尋求規律性知識和有效方案的前提是,科技共同體在對研究對象的描述、分析、解釋、操作和控製中應盡可能減少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對研究對象的影響。值得指出的是,研究對象不可能絕對保持客觀性,很多科學研究必然涉及到對研究對象的干預,科學觀察也負載著理論假設甚至文化價值旨趣。實際上,科學研究中的客觀性是在社會知識論意義上實現的:科技共同體力圖將不同研究者的主觀差異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降到最低,從而使科技共同體乃至整個社會相信科學研究過程和成果的真實性、可靠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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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研究中的錯誤和偏見

有人可能指出,若將科學研究中的客觀性建立在科技共同體的主體間共識之上,可能導致相對主義。對此,一般認為,科技共同體已經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運用成為其研究範式的一部分;若遵循科學方法,雖未必能達到絕對的客觀性,卻可以通過同行評議、重複實驗等途徑,為克服研究中的錯誤與偏見提供開放性的空間。

研究中的錯誤大致可分為故意的錯誤和無意的錯誤兩類。故意的錯誤包括偽造、篡改、剽竊等科學不端行為,無意的錯誤又可分為疏忽大意和誠實的錯誤。由於科學研究是群體性的事業,一個故意的錯誤或由疏忽造成的錯誤很容易成為另一個誠實的錯誤的肇因,而這些錯誤雖然在原則上最終可以運用科學方法加以剔除,但也可能在被揭示之前或在對其危害認識不足的情況下,造成研究秩序的混亂,甚至導致災難性後果。因此,嚴謹和審慎等科學態度應該貫穿於科學研究的各環節。

研究中的偏見可能對研究的客觀性帶來系統性的影響。較容易產生偏見的情況包括:在數據采集(如社會調查)中問卷本身可能具有暗示或預設,在觀察現象時對觀察結果有所預期,在進行統計相關分析時未加說明地忽略偏離相關曲線的數據,在因果推理中錯將先後關係當作因果關係等。還有些偏見來自理論假說本身,如19世紀曾經盛行一時的顱相學錯誤地假定頭蓋骨較小的人的智力和才能低下。克服研究中的偏見要從研究設計著手,一般可以采取加強研究樣品或樣本的代表性或隨機性、引入實驗組和控製組、進行雙盲法試驗等方法。在科技共同體層面,克服偏見的重要途徑是堅持研究的開放性並倡導批判性的討論。

4 科技的專 業目標知識上的客觀性與倫理上的客觀性

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兼具知識上的客觀性和倫理上的客觀性雙重內涵。知識上的客觀性要求,從研究設計到成果發表的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盡可能地堅持客觀性、避免偏見,準確地傳播研究成果並承認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和不確定性。倫理上的客觀性則進一步要求,研究者應該主動地反思、揭示、預防和阻止其個人和同行的研究在傳播和應用中可能帶來的誤解、偏見和濫用。研究的應用性越強,倫理上的客觀性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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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不端行為、病態科學與偽科學 1 科學自治與科學不端行為

現代社會中的科學共同體原則上是一個自治的共同體,這種自治權一方面來自其對客觀知識的尋求符合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則在於其內部的學術製度使其具有自我糾錯能力。但是,大科學時代的科學共同體顯然是在政府和民間資源的支持下才得以維系與發展的,而社會的支持是有條件的,只有讚助者乃至全社會信得過研究人員及其機構時才會支持這項事業。

科學不端行為受到社會乃至管理部門的關注本身表明科技共同體的自治出現了一定的問題,而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建立在學院科學或學術科學傳統之上的科學自治機製不太適應大科學時代的知識生產模式。從成果發表的壓力、資源上的競爭、知識的產權化到高度的專業化,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抵製著自由討論和批判性的思考,使得科技共同體的自我淨化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實際情形往往比科技共同體外的公眾或倫理學家想象的要複雜得多,對科學不端行為的界定應該十分慎重。因為科學界的很多不盡合理的做法,如日本的研究論文對實驗室領導的觀點的迎合、中國的導師署名問題等,往往涉及複雜微妙的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充滿猜測和邏輯跳躍的發現的語境與條理清晰和邏輯嚴謹論證的語境並非一致,在有些發現甚至重大發現的過程中不乏主觀和有偏見的處理。一些科技史研究甚至認為從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牛頓(Isaac Newton)到諾貝爾獎獲得者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等都有捏造和有選擇地使用數據的嫌疑。而這實際上表明,在有效的研究策略和弄虛作假之類的不端行為之間並無明晰的界限,最好由科技共同體自己去區分。在很多重大的科學不端行為中,科技共同體所處的外在環境因素往往不容忽視,在韓國的黃禹錫事件和中國的“漢芯”事件中,民族主義情結和對自主創新過度追求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值得做進一步的反省。

各國正在致力於建立一種應對科學不端行為的機製,並通過國際性的會議展開了合作。但問題的關鍵顯然在於,政府與管理部門應致力於幫助科技共同體營造一種促進負責任的研究行為的環境,增強學術機構和研究者的誠信意識與自我糾錯等自治能力,而不應該僅僅訴諸規章管理模式,甚至扮演“科學界的警察”。美國科學院等部門意識到,規章管理模式若不加限制容易強化科學的行政化色彩,徒增成本而未必見成效,還可能減少學術機構和研究者面對研究機遇時的靈活性。

在中國,科學不端行為除了經濟社會轉型方面的肇因外,還與科技管理的行政化相關聯。鑒於大多數科技資源取決於行政化配置,科技管理亦具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資源分配的不透明、單位製和簡單的量化管理均對科研誠信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目前政府科技管理部門開始大力推動科研誠信建設,其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既體現管理效率又超越行政化的局限,使誠信建設切實有助於科技共同體提升其自我矯正功能。

2 病態科學

病態科學(pathological science),又稱主觀期望的科學(wishful science),是科學研究者被其主觀性錯誤所自我欺騙而導致的“科學式”的研究。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朗繆(Irving Langmuir)在20世紀50年代最早指出這類現象的存在並曾加以研究。鑒於包括著名科學家在內的任何人都可能犯主觀自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病態科學實屬科學的常態。

在科技史中,出現過不少病態科學的案例,如天文學中對火星運河的觀測、物理學中的N射線和近年來受到質疑的“冷核聚變”。在有關事件中,研究者完全是誠實的,但他們未意識到科學觀察、因果推理和理論建構的複雜性和出現錯誤的可能性,沒有看到一個人完全可以被主觀因素、一廂情願的想象、倉促的推理、觀察中的背景干擾、小概率事件的偶然性累積等引入歧途,進而產生了“觀察者效應”——想要觀察到某個結果的願望令人“觀察到”並非真實存在的事物,最後陷入錯誤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病態科學有一些具有共性的症狀,如理論新奇、應用前景超乎尋常、難以重複實驗、高度排斥批評、研究群體相對封閉等。但一項科學研究究竟是自欺造成的假象還是值得進一步探索往往比較複雜並充滿爭議,而且相關的討論主要應該在科技共同體內部進行。一些研究(如“冷核聚變”)之所以被稱為病態科學,是因為其研究者以保密為藉口通過媒體而不是同行評議發布其成果。

有些病態科學曇花一現,有的則在銷聲匿跡前盛極一時,持續十餘年,產生幾十甚至數百篇的論文(包括發表於一流專業雜誌的)。耐人尋味的是,反駁錯誤自欺的策略之一竟是“欺瞞”。例如,為了表明一些科學家聲稱在氣體、磁場、人腦等事物中可觀察到的N射線隻不過是主觀幻象,美國科學家伍德(R. W. Wood)在他們進行N射線光譜實驗時偷偷地移走了分光計,觀察者卻依然聲稱觀察到了譜線,N射線的幻象頓時破滅。

3 偽科學

偽科學(pseudoscience)一般指違背科學方法和通常程序,將非科學的理論當作科學傳播推廣並以此追逐名利的活動。科學劃界曾經是20世紀的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早期的劃界標準因為受到科學主義的影響較為絕對,如邏輯實證主義的可證實標準和波普爾(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的可證偽標準(即用一個理論是否可能被證偽來劃分科學與偽科學),在受到庫恩(Thomas S. Kuhn)的曆史主義和費耶阿本德 (Paul K.Feyerabend) 的相對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意味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洗禮之後,劃界標準逐漸走向多元化,並注重對理論、共同體、曆史情境和社會因素的綜合考察。

加拿大科學哲學家薩伽德(Paul R. Thagard)的三要素標準指出,偽科學往往使用相似性思維方式、忽視用經驗因素進行證實和證偽、不關心與之競爭的理論、理論過於簡單且多特設性假設、保守且在應用上停滯不前。另一位加拿大科學哲學家邦格(Mario Bunge)的十要素標準指出,偽科學有喜歡訴諸權威、不承認自身的無知和缺陷、不願意尋找反面例證、不用實驗等客觀檢驗方法、不自我更新與發展等特點。然而,恰如邦格所言“偽科學中也有金子”,在科技史中,不乏曾被界定為偽科學的假說最終卻獲得科技共同體的認可的例證,如生態學中的“蓋婭假說”。

偽科學大致可分為文化類偽科學、迷信類偽科學、未知領域的偽科學和江湖騙術類偽科學四類。文化類偽科學涉及關於自然之謎(百慕大三角、尼斯湖怪、雪人等)與文明之謎(金字塔、亞特蘭蒂斯、巨石陣及複活節島等)的離奇解釋、地外文明之謎(古代宇航員、不明飛行物、人是太空人的試驗品等)、地球災變起源說(星球碰撞說、諾亞方舟說)、生命周期律等。迷信類偽科學包括各種靈學、占星術和算命預測術。未知領域類偽科學包括特異功能研究(“人體科學”)、超心理學研究、超自然力量研究等。江湖騙術類偽科學包括神醫、水變油、氣功改變水分子結構、誇大療效和隱瞞副作用並借助洗腦式廣告的衛生保健品(如減肥、增高、生發、核酸食品)等。

即便在科技發達的社會,偽科學或非科學也有其存在的土壤。其存在的原因是科學並非萬能,而人們對科學不能解答的問題依然好奇,對科學難以滿足的需求(特別是一些非理性需求)會轉而訴諸非科學和偽科學。在一個較為健全的社會中,偽科學不可能進入科學和社會文化的主流:一方面,法律上的製約使其雖能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如前兩類可進入文化休閑產業)但難以非法斂財;另一方面,正面的科技傳播有力地抑製了它們的蔓延。而在學術權威與行政權力重疊、政治不當介入、在經濟或軍事上急功近利、學術自治機製較弱的環境中,偽科學往往容易滋生蔓延甚至名噪一時,如冷戰時期美蘇軍事情報機構對超心理學的研究、蘇聯的李森科遺傳學、納粹德國的“日耳曼科學”、中國的“相對論批判”、“人體科學”和“水變油”事件等。

較“反偽科學”更為中道、平和與現實的是“抑製偽科學”。為了抑製偽科學,科技共同體首先自身要避免參與偽科學或為其所利用,其次要更加積極參與正面的科技傳播。在偽科學大量浪費科研資源、招搖撞騙和危害公眾時,科技共同體則要擔負起揭露和製止偽科學的責任。此外,抑製偽科學還有賴於公眾科學素養和批判精神的提升。值得指出的是,其一,偽科學不等於反動,不應將抑製偽科學政治化,將偽科學一概斥為反科學甚至反動,既在方法上不可取也鮮見收效;其二,在抑製偽科學時應避免唯科學主義(如輕率地斷言“中醫是偽科學”),要處理好科學文化與其它文化、西方科學與東方科學、學院科學與地方性知識的關係,多討論,多對話,少攻擊,少壓製。

【本文來源於“科學的曆程”公眾號,轉載請聯系作者獲取授權,並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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