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速降費2.0時代,如何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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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降費是貫穿近年來國內通訊業發展過程中的熱門關鍵詞,2015年被首次提出,現在新的一波熱潮又將來臨,在最近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提出要深入推進提速降費工作。

2015年是提速降費新時代開始的元年,當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要促進寬頻網路提速降費,隨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高速寬頻網路建設推進網路提速降費的指導意見》釋出,要求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大幅提高網路速率,同時有效降低網路資費,持續提升服務水平。之後各大運營商聞風而動,紛紛推出了自己的提速降費方案,就此拉開了提速降費的序幕。

總體來說,過去兩年提速降費戰略實施效果還是很明顯的。2015年,國內固定寬頻和移動流量平均資費水平降幅分別超過了50%和39%,完成了提速降費的階段性目標,同時,為使用者節省了400億元。2016年,國內網路技術設施水平進一步提升,全國所有地市基本建成光網城市,光纖寬頻使用者佔比達到72%,全國固定寬頻平均接入速率達到2015年底的2倍,固定寬頻單位頻寬和移動流量平均資費水平進一步下降。

作為實施提速降費戰略的主力軍,各家運營商取得的成效也很顯著。以中國電信為例,兩年來,中國電信使用者移動上網資費從每兆0.12元,降到2016年底的0.05元,平均單價下降57.4%;有線寬頻資費平均單價從4.9元下降到0.9元,下降幅度達81%。

按理說,網路基礎設施水平提高了、網速更快了、費用降低了,使用者應該給工信部和運營商伸出大拇指點贊。但實際結果卻非如此,一些使用者抱怨對提速降費基本沒有感知。

而且,運營商和使用者似乎也處在不同的頻道上,運營商用資料來證明自己提速降費成效明顯,使用者卻說沒有感覺,大家似乎都沒錯,但是矛盾卻確確實實存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在我看來,是因為使用者和運營商的關注點不同。使用者重點關注的是降費,自己每月實際通訊支出是否有減少,而運營商可能偏重於提速,通過“提速不提價”來降低寬頻或流量的單價,從而實現“提速降費”的目標,但是使用者整體支出可能並沒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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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新一輪的提速降費熱潮又來了。在最近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有關方面進一步順應社會期盼,繼續深挖潛力,抓緊再出臺一批提速降費新措施,加大電信基礎設施投入,提高網路服務能力和質量。

提速降費必須要繼續深入推進,這不僅僅有利於使用者,是給老百姓“送紅包”,更對國民經濟轉型升級意義重大,這點是毋庸置疑的。接下來,運營商會出臺措施接應和推進提速降費工作,掀起新一輪的熱潮。那麼在這新一輪的熱潮中,運營商提速降費和使用者感知之間的矛盾能否消除呢?

一些人會說,運營商為什麼不直接降價,就像水煤電費一樣,如果使用者們普遍覺得費用高了,那麼開個聽證會,價格也許就降下來了,這樣不挺好嗎?比如說100M的有線寬頻,原來月費100元,現在降到50元,這樣使用者感知肯定很好。但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自來水公司作為純公益性的企業可以做,但是電信運營商卻不行。國內三大運營商都是上市公司,要對股東和投資者負責,而且是央企,負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重任。國資委對它們有嚴格的業績考核,如果業績下滑,不僅會遭來投資者的不滿,而且運營商自己也要“吃苦頭”。按照國資委的規定,央企的工資總和和其產生的效益掛鉤,企業工資總額增幅不得超過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業工資總額必須下降。

實際上,這兩年來因為提速降費政策影響,運營商承擔了很大的經營壓力,體現最明顯之處就是業務量和業務收入之間的“剪刀差”不斷擴大,尤其是在2016年更是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一面是外界的降費呼聲,一面是頭頂上的業績考核,運營商需要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平衡。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提速降費工作的深入推進,“平衡木”變得越來越窄,運營商處境更加尷尬。要打破這一狀況,讓提速降費工作取得各方滿意的效果,從根本上來說,是要推進央企分類改革、釐清運營商的央企定位。名不正則言不順,要先將運營商的定位講清楚,是純商業類企業還是公益性企業,或者說是介於中間,考核時是將社會效益放首位,還是將經濟利益放首位,還是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並舉。

不讓馬兒吃草,又想馬兒跑得快,這是不現實的,要深入推進提速降費工作,需要放鬆對運營商經營業績的考核標準,也能使用者獲得更多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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