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 李冬君 | 清末為什麼突然“不差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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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剛 李冬君

責編 許小編 劉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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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王朝,到了末世,其實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那般難過。首先,那些身處末世的人們,並不知道自己就在末世,困難來了,尚未知彼知己,就有一堆不假思索的理由來為現狀解脫,使自己的精神處於亢奮狀態中。其次,與精神亢奮相匹配的,還有不期而遇的繁榮,使人如在夢中。

從《北京誌·財政誌》里我們看到,清朝滅亡前,財政收入突然暴增,年收入竟達2億兩白銀以上,朝廷上下一掃庚子以來的晦氣,頓時亢奮起來。據說,“不差錢”有四方面原因,除了海關收入的增長以及對煙、酒等不斷課以重稅外,最重要的是國有鐵路收入,僅關外鐵路年收入就達數百萬兩,超過一省的稅收;還有就是由鐵路帶來的商業繁榮,使各地關稅大增,崇文門稅關就因前門火車站周邊的商業興起,而成為全國最大稅關。

起初,朝廷還嘀咕,火車進京會不會破了帝王龍脈、壞了王朝風水,沒想到不多久鐵路就成了朝廷的財路,正是“無邊銀子紛紛下,不盡財源滾滾來”,像“馬拉火車”那樣的蠢事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從此以後,條條鐵路通北京,天下財源彙京師。

這是一個需要銀子並且產生了銀子的時代,是流通與交通並行源源不斷送來銀子的時代。曆史上何曾有過火車呼嘯著從四面八方向北京送銀子來?沒有!要敢於做夢,做中央集權的夢,做大一統的夢,所以這還是一個需要大一統並且能實現大一統的時代,有了鐵路,那個“山高皇帝遠”的中國從此就要改觀了。

  誰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有了鐵路,就能“天塹變通途”。於是修川漢路了,由川漢而京漢,很快就要通到北京來。過去,老說什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是什麼?是鐵路。有了鐵路,“聖人執要”才有抓手,才從幾項務虛的基本原則坐實為幾條實實在在的樞紐。

  1鐵路進京始末

要說先知先覺,還得李鴻章,中國自辦鐵路就從他開始。當運煤小火車呼嘯著在唐山和胥各莊來回時,鳴笛聲傳到東陵,便有官員來奏,說火車驚擾了先帝之靈。慈禧一聽火了,她一火,火車就熄火,改成馬拉車。李鴻章築路失敗,被朝廷做了一個結論:禍國殃民,莫大乎是。

可是,自從他用海軍軍費修園子以後,朝廷的臉就變了,唐山到天津的鐵路終於修成。其中曲折艱辛,非今人所能體會。修路之難,難在文化,據說會破壞農業文明的風水。當年,英國人在上海修吳淞鐵路,修成以後,朝廷硬是要拆。沈葆楨時任江督,上海在他治下,可他事先並不知情,後來才知道英商在上海擅築鐵路,遂令阻止。威妥瑪一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英商自行征地築路,與中國政府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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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路先已賣給了美國“吳淞道路公司”,立項為“尋常馬路”,轉讓於英商。英商接手後,用了約一年,就全線通車了。但與沿線居民衝突不斷,更何況火車在運行時,竟然壓死了一名跨越鐵軌與火車搶行的士兵。本來,李鴻章已派盛宣懷到上海簽了《收贖吳淞鐵路條款》,條款規定:鐵路作價銀28.5萬兩,由中國買斷;所有銀兩,一年內,分三期付清,此後鐵路,“行止悉聽中國自主”,洋商“不得過問”;在贖款付清前,洋商可辦理客運營業,但不許辦理貨運。

李鴻章原以為該路可用來作為“試探中國人對鐵路感覺的實驗線路”,營運效應一旦顯示出來,國人就會改變態度。沒想到火車營運居然壓死人,而且壓的還是一名中國士兵。鐵路懸了,連美國公使也出面勸說,說了許多不該拆毀的理由。滬、蘇兩地154名華商也聯名上書沈葆楨,請他高抬貴手。但這些都沒有用,拆毀的命令還是下了。

李鴻章把鐵路買下來,本是一筆不錯的買賣,用時下話來說,叫做“雙贏”。英商要賺錢,而中國隻花了不到30萬兩銀子,就擁有了自己的鐵路,怎麼算,也還是劃得來的。

沈辦洋務多年,哪能像慈禧老太太那樣,不知鐵路對國家的好處?可是,如果要虧了他自己的名節來辦鐵路,他是不干的。清議洶洶,民怨沸騰,如此情形,鐵路若運營,他就要背上“漢奸”罵名。拆了,就滅了洋務派念想,斷了清流派議論。國家的銀子可以虧,他自己的名節絕不能虧。

那時,郭嵩燾在倫敦,正背了漢奸的罵名,也致信於沈,勸其勿拆鐵路。沈與郭氏,原為好友,自被士林攻訐後,郭氏名節已汙,因此,沈之於郭氏,盡量少接觸。郭氏的信,他不回,沈為“名節”二字,可以不講義氣,可以不求真理,真是“苟利名節生死以”,“人心惟危”呀!因此,郭氏說沈“樂委順時論而據之以為名”。連沈葆楨也要拆鐵路,中國還怎麼搞洋務?

自從“築路風波”以後,李鴻章便一直頂著“禍國殃民”的帽子,準備以天津為起點修路。這一回,他慎重多了。英國商人想承攬築路工程,便在紫竹林附近臨時鋪了一條鐵路,讓李鴻章請天津的商人來坐一下火車,此舉果然有效,他們發現火車確實比馬車快得多。

  而朝廷方面,因“法越事起,以運輸不便,軍事幾敗”的刺激,加上李鴻章以海軍軍費助修頤和園,故奕譞等轉而支持李鴻章,以“直隸海岸綿長,防守不易,轉運尤艱”為由,奏請先修津沽鐵路,再延伸至山海關一帶。

  於是,很快就以天津為支點,撬動了全國的築路工程。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親自指揮了這一築路工程,在天津建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火車站——老龍頭火車站。後來,工程南下,修了津浦鐵路;工程北上,終於將皇城捅“漏”了。當火車穿透城垣,隆隆地開進北京時,大清朝王氣未泄,反而亢奮。經濟效益產生了新的文化認同,連慈禧老太太也投桃報李,乘著專列來趕時髦了。

  2開路要有說法

  鐵路是個好東西,這還用說?當然要說,不說朝廷怎知道。說要有個說法,怎樣說朝廷才能聽得懂聽得進?有兩個版本的說法,我們都可以觀摩,一是劉銘傳之說,還有張之洞之說,他們“文武之道,一弛一張”。

  劉銘傳說:俄日為中國心腹之憂。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又將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以鐵路未成,故引而不發,不出十年,禍且不測。日本一彈丸國耳,師西人之長技,恃有鐵路,亦遇事與我為難。不修鐵路,自強恐無及矣。所以,中國自強,莫急於造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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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造鐵路要花錢,是花大錢,所以光說強兵不夠,還要說富國,要極言“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都有說不盡的好處。但他畢竟是武人,更強調“於用兵尤不可緩”,因中國遼闊,“北邊綿亙萬里,毗連俄界”,不可不防,“通商各海口,又與各國共之”,也得防,不修鐵路,難言國防。

中國十八省,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顧不暇,徵餉調兵,疲於奔命,國越大而國防越差,兵越多而越用不上。若鐵路一開,各地貫通,將士赴命,朝發夕至。邊防海防,由國家部署,中央調度,“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疆臣所牽製”。話都說到這份上了。

而張之洞則以外貿說,說的是“今日鐵路之用,以開通土貨為急”。他先算外貿賬:“進口外貨,歲逾出口土貨二千萬兩”,也就是說,每一年中國都有兩千萬兩的白銀外流,惟有多銷土貨能求得外貿平衡,可沒鐵路,內地物產,便難以出口。次以國防言之:“沿江沿海、遼東三省、秦隴沿邊,強鄰窺伺,防不勝防”,故必修鐵路,以應援赴敵。從哪兒下手修呢?這要講究,應於“商賈輻輳之所”,否則“鐵路費無所出”,具體而言,“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經河南達於湖北漢口鎮”,也就是從中國中部——中原下手。

說來說去,說法就這兩種。武人說以保國防為重,文人說以開利源為先。但不管文人武人,說起來,都要兼顧文武之道,這樣才顯得“政治正確”,才算得上是“其次立言”。事實上,他們說的這些,實行後,大都應驗了,尤其開利源,開出一條新財路,清末“不差錢”,皆為鐵路大貢獻。

  3會說還要會做

  論說功,張之洞拔了頭籌,從國計民生,說到項目預算。他知道,朝廷最擔心“費钜難成”,所以,提出“分段建設”。分為四段,“北京至正定為首段,次至黃河北岸,又次至信陽州為二、三段,次至漢口為末段”,以“每里不過五六千金”計,每段鐵路預算,約需資金四百萬兩左右。

而“籌款之法,首先著眼於財政,以“中國之大,每年籌二百萬之款,似尚不至無策”;其次,由鐵路公司照常招股外,還有就是選擇各省口岸較盛、鹽課較旺之地,由籓、運兩司、關道轉發“印票股單”,即發行股票、債券。這還是在“中體”上打主意,沒從“西用”方面來考慮,還是“自力更生”那一套,說起來好聽,可朝廷愛聽就有可行性,才會批準,做起來難怕什麼?先做起來再說。

果然,奏折一上便準,詔曰:今采納張之洞建議,故緩辦津通,先辦盧漢。但掉了個頭,改以漢口至信陽為首段,由南而北,於盧溝、漢口分投試辦。批準預算約三千萬兩,還同意於商股、官帑之外,另舉洋債。

鴻章函告之洞,宜速開辦,免生枝節。然其心情,難免複雜,何以他要修路,便群起反對,受到打壓。而張之洞調停其間,就大受歡迎?十幾年來,他一直主張修鐵路,幾乎每一次提議,都是反對者眾,而支持者寡,唯獨這一次,從上到下,都有人支持他,可他的風頭還是被人搶了。

對於張之洞修盧漢路一說,他在公開場合,不便反對,惟有支持。私下里則不以為然,盧漢路長達三千里,費銀約三千萬兩,修起來談何容易!所以,他說張之洞“大言無實”,最後“恐難交卷,終要瀉底”。他要是沒底氣,這事便難成,因為朝廷要成事,終歸還得靠他李某人。

未幾,俄加速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朝廷以東三省邊事亟,聽取李鴻章建議,命移盧漢路款先辦關東鐵路,擬由古冶林西造干路,出山海關至沈陽達吉林,另由沈陽造枝路以至牛莊、營口,計2323里,年撥銀200萬兩為關東造路專款,李為督辦大臣,盧漢路因之延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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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關東鐵路又如何呢?1891年6月,李鴻章設北洋官鐵路局,始修關東鐵路,才兩年功夫,戶部就以給太後祝壽的名義,向海軍衙門“商借”關東鐵路經費200萬兩,把築路專款都拿走了,還修什麼鐵路?1894年,津唐鐵路已延伸至關外,他在關內關外,共修了約400里的關東鐵路就這樣停建了。這年8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軍打進來,連儲存在旅順材料廠的6000噸鋼軌都被拿走了。

甲午戰敗,朝廷總結敗因,其中就有鐵路未成,難以運兵,故戰後鐵路複興,盧漢路又被朝廷提上議事日程,剛好張之洞的漢陽鐵廠要盛宣懷來接手,便將擱置已久的盧漢路也交盛宣懷來辦。一個會說,善於說服朝廷,一個會做,懂得怎樣做事情,會說會做,才能把鐵路造成。

  4做要“西用”為先

  盛宣懷會做,是因為他倒轉了“中體西用”,而以“西用”為先。“中體”是拿來說事的,不是用來做事的,“西用”則正相反。其間分際與變通,自非張之洞所能究竟。張以書生辦洋務,以“中體”為主,“西用”為輔,自以為經綸滿腹,結果辦出個半吊子的洋務,辦不下去時,李便來接手,而李的替手,就是盛宣懷。

李辦洋務則反之,以“西用”為先,用“中體”保底,大凡要以“西用”為先時,盛宣懷便來做他的替手,要用“中體”保底時,他便打出老師的旗幟來。

何謂“西用”為先?以修盧漢路為例,這麼好的項目哪會差錢?官帑不足有民資,民資不夠有外資,但項目啟動時卻大有講究,要分主次和輕重、先後與緩急。如以“中體”為主,就得官帑為先,然而,最是官帑靠不住。因為官帑靠官場,而官場則運用之妙,在於權術,錢說拿走就拿走。當年,張修盧漢路的錢,不就被李拿去修關東路了?而李修關東路的錢,不又被拿去祝壽了?所以,官帑為先,易敗難成。那麼民資呢?沒有民權的民資,可以為輔,不可以為主,除非朝廷向民權開放,否則民資就認為朝廷靠不住,見利就收,不跟朝廷走。

真正靠得住的是外資,這是跟胡雪岩學的,當年若不借外資——“西用”先行,西征就難以啟動,若不以海關抵押——“中體”保底,戰爭就難以獲勝,這正是棄其人而用其策也。

中國大修鐵路,全球都紅眼了,熱錢聞風而來,都想分吃蛋糕。除了鐵路本身巨無霸,比鐵路還大的項目,是鐵路沿線的城市開發和建設,對此熱土,哪一國的資本會無動於衷?從1896年到1906年,盛宣懷作為鐵路督辦大臣“借款築路”干了9年,先後借外資共計1.8億餘兩,修鐵2100多公里,是之前30餘年的6倍,甚至超過民國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鐵路的總數。

最要緊的是,所修鐵路,不光很花錢,還很賺錢。1905年,盧漢路分段竣工通車,僅這一年,所得的淨利為237.5萬兩白銀,1906年,所得淨利為353.4萬兩,外方一年便可分享盈餘白銀60萬兩之多,各地士紳眼都紅了,這回不是白銀外流讓朝廷著急,而是外資拿走利潤讓民資急了。

由此,盛宣懷的“築路借款”,成為晚清從白銀外流到“不差錢”的關鍵之所在。

( 本文轉自《經濟觀察報》觀察家專欄,轉載請注明出處。)

▲原文選自《中國近代的財與兵》,劉剛&李冬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傳統政治,所有政治問題,最後都被歸為財政問題。中國傳統權力,一切行政權力,究其來源,皆出於兵權。中國傳統所謂“政權”,到頭來,只是財權與兵權。本書中提出這樣一種新的近代史解讀視角,首次從兵權、財權角度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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